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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编辑:佚名 时间:2018-01-18 10:20:10

【专访】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与中国经济改革(下)

原标题:【专访】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与中国经济改革(下)

【在明知下有对策的情况下,qq2009最新版免费下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来实现政府、企业或社会的目标?这就是机制设计理论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吴思 李大巍

全球化与不平等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全球经济黑天鹅事件频发,qq2009最新版免费下载从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有人说当前的全球化体系和民主体系面临诸多问题。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qq2009最新版免费下载你认为全球化体系和民主体系应如何改进?

埃里克·马斯金:我不认为当前的民主进程有问题,但现在或多或少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全球化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导致很多人生活困难。尽管一些人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其他人没有获得好处甚至受到损害。由于我们没有对这部分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地位给予足够关注,因而他们在英国公投和美国选举中表现出了失望和焦虑。我认为应该做一些努力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民主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当前全球化退潮及其未来前景?

埃里克·马斯金:全球化是一个强大的机制,产品和服务都在国际范围流动,全球化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强有力的工具。它的问题是导致了不平等,因此要想让全球化进程不中断,必须为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人提供保护并弥补损失。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说全球化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

埃里克·马斯金:工人与技能之间的匹配,是理解为什么全球化生产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关键。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升级,商品跨境生产实现了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更高效的交叉匹配,导致处于劳动能力底层的劳动者们不得不进行同质匹配,从而使其劳动能力未能提高,获得的劳动报酬不能增加甚至更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所在。

此外,工人与技能的匹配发生在国内还是不同国家也对不平等程度有影响。从全球范围看,不平等的问题有所好转,但是从一国内部看,不平等程度越来越大。所以不平等问题更多是一个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我们要做的不是阻止全球化发展,而是由劳动者与生产商之外的第三方出面,加大对底层工人的技能培训。解决不平等问题,教育和培训是最有效的方式。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

埃里克·马斯金:“华盛顿共识”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关注经济增长,对分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他们并不担心可能或已经产生的不平等问题,但分配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金融危机成因和对策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目前的金融体系并不完善。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是如何形成的?你认为现在是改革金融体系的时间窗口吗

埃里克·马斯金:金融体系的问题主要是银行追逐高风险和金融体系需要降低风险之间的矛盾。银行通过借出高风险贷款、提高杠杆率赚取利润,但问题是银行为了贷款而从其他部门借钱,如果一家银行出现问题,整个银行系统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系统性风险。这正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深层次的机制原因。在过去的历次危机中,这个机制并没有太多差异,不同的主要是具体的诱因和表现,例如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和全球化就是新出现的因素。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加强监管,设置杠杆率上限或资本充足率要求。此外我还建议设置贷款的最低标准、限制衍生工具交易、完善对银行高管的奖惩、限制银行规模等。这些机制设计可能无法防范所有的金融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8年前就这样做了的话,情况会好很多。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危机爆发后政府应该如何开展救助?

埃里克·马斯金:政府的救助方案一般是为银行注入资本,使其能够继续运营。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救助的原因并不是简单为了救这家银行,而是为了保护其他可能受到波及的银行。

政府救助是有成本的。一些银行如果预料到政府会出手救助的话,他们会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道德风险。另外,银行在冒风险的同时并没有把这些风险可能对其他银行带来的影响计入自己的成本,也就是说风险的外部性没有内生化。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政府事后救助会使得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正因为如此,如果政府要开展事后救助的话,事前也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管。

中国经济报告:但监管是不是往往滞后于金融创新?

埃里克·马斯金:监管的关键是要区分金融市场哪里需要监管、哪里不需要监管。在大多数市场,政府干预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但金融市场有些例外。金融监管的重点并不是金融创新,而应该指向有可能波及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

中国改革设计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和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应该如何进行机制设计?

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是一个思考如何完善现有制度的系统设计。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改革设计师,他认识到中国最需要的是更少的中央控制和集权,所以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这项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建设法治社会,我认为这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的。中国应该继续加强法院系统的独立审判,并加强对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力度。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独立的司法制度比执法更重要,这样可以避免政府因为执法不当而导致的公权力受损。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在机制设计上有何应对方案?

埃里克·马斯金: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需要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设计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案(比如民营化)时最好加入减轻不平等程度的机制。例如向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群提供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国,我们希望通过改革的机制设计解决市场低效或者失灵问题。但改革有时会陷入一个怪圈,即推动一项改革提高了某一领域的效率,但又在其他领域导致了新的低效率问题。你怎么看长期动态的改革设计?

埃里克·马斯金:在某种程度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低效率是可以预判的(至少可以预判出概率)。可以将未来可能出现的低效率问题提前设计到当前的改革机制中,从而跳出你所说的怪圈。

中国经济报告: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是机制设计者。但在中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可能施政目标并不相同。比如地方政府更关注推动经济增长,而中央政府还要关注经济转型。当一项改革内部存在多层级的机制设计时,应如何避免它们之间的冲突

埃里克·马斯金: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妨把国家宪法视为最根本的层级,宪法本身就是一个机制,明确规定了不同层级的政府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其他部门如何对它进行约束。当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机制设计中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宪法为根本。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政府在市场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政府主要应该扮演两个重要角色:一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有些公共物品,市场是无法提供的,比如清洁的空气或基础设施,因此需要通过其他一些机制来提供,其中就有政府的参与。政府负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责任。二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比如政府制定的规则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而言尤为重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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