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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编辑:佚名 时间:2018-01-23 16:20:38

1977年的回忆—高考恢复四十年

编者按: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罗晋博客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罗晋博客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在那个冬天,罗晋博客有大约570万人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被录取。

  编者按: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在那个冬天,有大约570万人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被录取。

  高考的恢复给当时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希望和不同未来的可能性,许多人的命运就此发生了转折——这其中有被录取的励志人生,也有落榜失意后的不同际遇。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此时再回望那一年,时代的意义与烙印似乎更加清晰。

  一

  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长者如“老三届”的老高三,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最年轻的南方应届高中毕业生,如今也已奔六。我虽然要到1980年才上大学,却也是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那一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就推迟当年招生时间,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中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过就和他的复出一样,是当时在人们期待与意料之中的事。事实上,前一年十月逮捕“四人帮”之后,在北京关注时局的人群里,很快就开始半公开议论邓小平何时复出;恢复高考的议论不那么多,但是一说起来,也好像是大势所趋,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而已。

  大约是1977年初的一个晚上,父亲去曾在抗战时同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家,回来后有些兴奋地说,估计高考不久就会恢复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与乐观,反对的声音颇多,教育部最初的报告并没有打算马上恢复高考。然而小道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春天起,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没有还回来;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却哪儿都借不到了。

  和出生在1980年代末的年轻朋友聊天,她痛说的悲惨经历,就是怎样从小学一年级参加各种考试,一直考到博士毕业。我告诉她,曾经有4年大学完全停办、10年全国没有高考;中小学虽然从1967年10月的“复课闹革命”恢复运行,也基本不读书,考试就算有,不过是聊胜于无。她说:“你们那时候多幸运啊!”我说:“你父母恐怕没有觉得那时候幸运吧?”她说:“我觉得他们比我幸运啊!”话说到谁比谁幸运,就没法往下说了。我告诉她,“文革”里的教科书一本比一本薄,不仅内容少,而且几乎没有习题。为了向工农兵学习,取消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以所谓“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替代,内容可想而知,更没有她熟悉的一本本厚厚的考试辅导材料、复习题集。我还告诉她,由于“文革”,我从小学一年级到1977年,8年多一直辍学在家。她瞪大了眼睛:“叔叔,您太幸福了!”

  那时我幸福吗?在知天命后回忆,少年是很美好的,时间会给往事涂上一层发黄老照片的柔和。虽然很多已经找不到,我还保存着一部分少年时的日记,如今看来,写得有些强词说愁、莫知所云,倒也折射出当时内心的纠结与困惑。我感觉前途渺茫:我自觉已经长大,却不知道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想要逃避像兄长那样去农村的命运,似乎只有唱歌考文工团。

  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许多人一夜之间忽然都成了高玉宝。“我要上学”的念头是如此普遍、如此强烈,我也受了影响,在我的日记里记载如下:

  二月十一日,星期五,云

  今天下午正在写字,忽提起上学,于是有些动念。去一个新环境,过过集体生活,尝尝学生时代的滋味,还是我所愿意的。

  晚上,我乃来去找Z老师,托他办办此事,他和我详细讨论了一番,我十点钟走,他送我上车。

  有时,一个很突然而来的念头就会变成事实,不知道这一回是否会如此。我对自己是有点估计的,我以为我是有必要去适应社会,受一点社会的限制,这或许对以后有好处。

  一清醒的认识了一些自己,也就能大致地衡量自己的斤两了。哈!我就是这样,我时常攻击的往往就是我自己所具有的。

  16岁时的日记,一看便是民国文学和翻译小说读多了的文字。在文化沙漠的时期,写一笔繁体字,大概也算奇葩,难怪后来我在学校里经常被视为五四青年。从这段日记可知,当时我已经有独立办事的能力,也有突然起一个念头就去做的习惯。此后的40年里,基本上一直如此。个人生涯某种意义上与历史是有相似与呼应的,往往在一念之间发生改变。

  我去找的是家兄的一位同学,他去农村插队病退回来以后,在中学当老师。那时他是偶尔教我一点数学的老师,也是经常和我聊天的大朋友。1977年2月11日晚上,他在学校值班,我是去学校找的他。那天晚上聊得非常开心,还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从学校出来走回家,月光很明亮,我感觉似乎看见了未来。 【经济观察报】1977年的回忆——高考恢复四十年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密集之处。学部子弟自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灵,倒是还有不少爱读书的。他们由于出身问题,多数境遇不佳,很多还在农村插队未归,能够在大型国企里当工人就算是不错的了。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复习数理化。不过除了老高中生以外,没有谁心里有底,所以大多数都是不声不响,各自备战。“文革”虽已经结束,但真正的改革开放还在孕育过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学好文件抓好纲》,那一年报纸上的关键词是“英明领袖”、“抓纲治国”,这个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词语之下,对于变化的渴望以及变化本身暗暗积累、流动。私下里,人们对于高考恢复的期待值与日俱增,不仅仅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潜意识里从来不曾消灭,还因为上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从15岁到31岁,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他们中间的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许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大多数没怎么读书、没有希望或信心的人,早早就放弃了。据目前官方数字,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人被录取。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百里挑一都不止,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录取率也只有4.8%。

  我后来读历史,才明白从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不仅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记忆的一部分。这一记忆在反文化的十年后复苏,又因为恢复统一考试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难而格外凸显。我至今记得高考发榜后,学部大院几家欢乐几家愁:八号楼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吕叔湘先生的外孙考上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家兄也从插队所在地考上清华。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清华北大始终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兄一高中同学,平素沉稳内敛,那年悄没声地上了北大,来我家报喜时两眼放光、双腮涨红,声音都变了。30年后,我去附近的中国超市买菜,那里免费送顾客一份世界日报,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看到纽约州巴法罗附近飞机失事的消息,死难者里有一个华人,看到他的名字,我的手一抖,咖啡溢了出来……

  不久后,我在阿拉巴马出差,小城里一住就十天。住久了,不免想吃一顿中餐。美国南方是华人最少的地方,中餐馆也少,网上搜索了半天,才在十英里外发现一家似乎还有点规模的中餐馆。去了一次,感觉味道还好,隔了一天下班后又去了。这一次碰上老板,他看了我一眼,用很正宗的京腔说:“我瞅您是大陆的吧?”当他听到我已经不那么纯正的北京话时,竟是相当欣喜,一定要请我喝一杯。有了第一杯,就会有第二杯,三杯下肚诉平生,是北京人常见的风景之一。阎老板在北京的地段离我儿时故居只隔了几条胡同,我问:“您住哪条胡同?”阎老板说:“我住在北剪子巷,挨着大兴胡同,您哪块儿熟吗?”我听说过这条和我同名的胡同,却不清楚它原来就在铁狮子胡同北边几条街。如此说起来,不由得更多了一分亲近感。

  阎老板微胖无髭,面白皮细,典型胡同里和气生财的老北京相貌。这样的人,我童年记忆里很多,如今却很少见到了。早年的戾气、中年的焦虑,足以改变曾经遛鸟人的容颜;钢筋水泥的都市化、人群的膨胀,给古都带来现代化与活力,但也抹去了往昔的安详。

  阎老板告诉我,他祖上几代都是在户部做事的,到了爷爷这辈,大清改了民国,就改当银行职员,然后传他父亲。他家虽不是大富大贵,在北剪子巷这条狭小的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倒也住得很踏实。

  他没有仔细讲,我也就不多问,反正到了1966年,家道已经中落到只剩下两间北屋了。那年他上高三,就盼着能考上大学,然而大学不招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去农村劳动了几年,然后费了很多力气回到北京,进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务后,熬夜复习高考,可是就在高考前夕,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参加高考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病,总之,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长辈亲戚从美国回来探亲,看到他的境况,帮他办了个自费留学。那时候来美国的人还很少,有亲戚的经济担保书,再有一份社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拿到了签证。到了美国,亲戚自然不会真的在经济上资助,要靠自己勤工俭学。但是他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不像那些有文凭的人,打一段时间工就能够联系读博,找到奖学金。再说他已经快四十岁,语言又不通,向学之心很快就显得不切实际。于是勤工继续,俭学就夭折了。

  萍水相逢是人生乐事之一,我和阎老板一直聊到打烊。中间还见到他的儿子,已经当了医生,表情和手势都很美国。他不会讲中文,英语里带一点南方口音。阎老板看着儿子的目光很慈祥,儿子和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去。

  我和阎老板在停车场道别,我注意到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缓缓钻进一辆黑色老奔驰轿车里。

  阎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多年来常听说或读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还是让我感叹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难忘,在寒冷冬日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朋友落榜后失声痛哭的情景。也许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势利的一面吧,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功者的记载吧,我们平常读到的,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这个群体中的励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还有很多人处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前年回国,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好像已经是祖母了,勤快能干、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诉我,她当年高考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运也就因此转变。

  

  当我们回望往事,叙述比价值判断远为重要。在追求现实利益的过程中,遗忘与遮蔽时有发生,更何况许多人心中价值混乱、人云亦云,何来判断可言?其实叙述本身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自以为是的真实多半是可疑的,寻找历史和追求真理一样,需要常存虔敬戒惧、反躬自省之心,而不是指点评价、气壮山河的狂妄。

  恢复高考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冲击,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从事件本身看,考试古已有之,而且行之有效,虽然有其无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却一直是相对最不坏的取士之道。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

  这一切,是当事件已经成为相对遥远的历史之后才能看清的。在1977年,人们依旧在不安与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别的时候似乎无大不同,也许这才是岁月的真实状态。

  我想从日记中寻找我的1977年,却发现日记里有写得很含糊或者根本没有提起的部分,记忆与日记并不完全相符。是的,时光越深,日记越有获得史料的意义,然而日记是有主观选择性的。尤其是在严酷的时代,日记写得有保留,几乎成为自我保护的本能。母亲的日记中,人名多用字母代替,许多年以后,她往往想不起是谁,别人也读不懂。我没有那么高的警惕性,却也习惯在日记里省略内心深处的某一只八音盒。1977年初的日记里,有抒情、有议论、有几首旧体诗,却没有提到我在做梦、写小说,更没有提到我自己像小说中人一样,晚上走到一家中学的楼下,站在树影里,望着某一扇窗的白色灯光。我并不知道那个女孩此时此刻是否在教室里晚自习,也并不想去见她,只是走一个小时到这里,安静的望一会儿,然后就回去了。

  我在读《战争与和平》、《第三帝国的兴亡》,虽然更让我心动的或许是屠格涅夫的《阿霞》、《初恋》。我似乎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真正关注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巨变。不过我并不是一无感觉,在潜意识里我感到改变自己、步入社会的愿望与必要性。

  回到学校最大的困难是,我虽然有户口,却没有学籍,在户口本上“职业”那一栏的记载是“无业”。想要改变,必须在区教育局办理手续。学籍从无到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亏当时有父亲一位老友的女儿在那里工作,帮助解决。我一直感念我的老师和她。

  复学的事情办得出奇顺利,不到一个月后,我就从无业遊民转变为中学生的身份。四十年前的三月七日,我重返学校,这一天也标志着我进入社会的轨道。北京是春季开始新学年,按年龄我应该上高一,可是我除了会写繁体字、背诵诗词,别的什么都不会。在八九岁时,我花了一天功夫学会加减乘,此后很多年没有长进。在十五岁时才被辅导学了从除法到一元二次方程,至于物理、化学,则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学校对功课要求不高,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地降级去了初三。

  我的日记写到这一天嘎然而止。由于上学,生活骤然忙碌起来,再也没有时间写长长的日记了。

  三月七日,星期一

  从今天起我成为124中三年级七班的一个学生,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几天来,心情总不免有着兴奋的感觉,无疑,这就是那未知的新环境引起的刺激。

  我应当说是高兴的,虽然即将来到的这一环境并无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也不会有多少令人愉快的遭遇,但由于我确实需要换一换环境了,所以,新环境,这本身就是我受到刺激,产生了愉快的情绪。

  早晨七点多,我到了学校,先看见了Z老师,然后见到了陈,她带我见了我的班主任,一个二十一、二岁,身材不高,略胖的姑娘,交了学费,即赴教室,坐下后,聆听了强调纪律的一方讲话,又听王老师(即班主任)训话一遍,至八点半正式上课。

  从这一天起,我每日从永安里出发,穿过大雅宝胡同,步行五里地去学校。放学后,我经常出外交部街西口,南行到东单菜市场买菜,然后乘大一路回家。在这条路上我认识了许多人,后来又在别处不经意间相遇、告别,继续各自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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