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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编辑:佚名 时间:2018-01-23 16:22:20

协同推进 紧紧摁住金融风险这头“灰犀牛”

原标题:协同推进 紧紧摁住金融风险这头“灰犀牛”

主持人 姜业庆

嘉宾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董希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李虹含 华夏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有法365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金融科技的发展和经济转型,1st什么意思我国的金融已发生深刻转型。经济金融的转型,1st什么意思导致金融的发展、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业务与监管出现三层割裂,1st什么意思尚未形成良性循环,潜藏着金融安全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九大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会议中重申了对金融风险的重视,要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等。如何识别中国经济金融的风险现状,了解风险成因,找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对策,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此,本期圆桌组织了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进行探讨。

金融系统须稳妥而有效地实现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十九大报告明确了金融发展方向,部署了重大金融改革。结合之前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防范系统性风险”,请谈一谈当前中国经济金融的风险现状到底如何?

陈道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金融科技的发展和经济转型,我国的金融已发生深刻转型。经济金融的转型,导致金融的发展、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业务与监管出现三层割裂,尚未形成良性循环,潜藏着金融安全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战略期,金融安全不仅表现为不出现金融市场的跨领域、大幅度波动,也表现为金融系统能顺应经济、技术的要求,稳妥而有效地实现转型。

董希淼:我国金融业经过过去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产生和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从宏观层面看,存在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杠杆率过快增长,还可能引发“明斯基时刻”。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还存在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的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扰乱金融秩序。

李虹含:从实体经济风险的现状看,投资增速、价格总水平及GDP增速均弱于预期,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0%,远高于发达经济体。截至2017年11月,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达8.79%,比重超过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与美国次贷危机前金融业附加值占美国当年GDP的比例基本一致。换言之,中国当前的金融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多数以金融业作为主业的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美国等,也超过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中国金融业的风险主要源自于混业化、互联网化、创新化,同时分业监管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端,传统金融监管格局面临着挑战。

消除金融领域的“灰犀牛”隐患

中国经济时报:就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情况看,造成资金“脱实向虚”等经济金融风险问题,金融不能有效匹配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原因有哪些?

陈道富:金融“脱实向虚”,实际上是实体—金融循环不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以庞氏骗局、资产泡沫、不良资产等形态存在的暂时性金融体系“自娱自乐”。二是资源错配、“劣币驱逐良币”等“合理但不合意”的行为。由于市场秩序缺失、市场短期化激励约束机制和“太大不能倒”等原因,市场陷入“设租”“寻租”等“租值耗散”的非生产性行为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囚徒困境式无奈。三是由于部分不当管理和行业垄断等带来的高成本和低效率。

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形成从哲学基础、底层技术和场景应用等自成逻辑的不同于传统金融运行的金融生态系统,基于原有认识的风险防范和化解体系不再能够有效监测、管理和化解基于金融科技的新金融体系。这是金融系统深层次创新和转型的时代,但也隐藏着巨大的金融安全隐患。

董希淼:中国正处在应对“灰犀牛”风险的五个阶段中的风险诊断阶段。中国金融领域的“灰犀牛”隐患主要有房地产市场泡沫、企业债务、资本市场异动、影子银行和新金融产品。随着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趋势的加剧、金融产品创新的丰富和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金融风险更趋隐蔽性、复杂性和传染性。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大背景下,国际市场金融风险的外溢性也在增强。

李虹含: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即强调需求侧的刺激带动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增速的逐年下滑,传统“需求侧管理”所积聚的问题日渐凸显。需求侧刺激拉动经济边际效应的成果呈现明显的逐年递减。近年来,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加剧,杠杆率快速攀升,债务风险不断堆积。要素资源的供给抑制日益加剧。我国经济不仅受到高税收、高垄断、高社会成本等供给抑制,而且在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技术创新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受到制度与行政制约,供给抑制已逐渐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供需错配的约束障碍更加凸显。

从金融业的角度讲,融资结构失衡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占主体地位,股市和债券市场规模偏小,当前间接融资的比例占到全部融资比例的80%以上,而股权融资不到15%。间接融资比重过大,导致融资成本偏高,金融风险聚集到银行部门。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背景下,为了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银行部门的信贷规模连年递增,而为了达到监管部门要求的资本充足率,银行部门不得不发行金融债券以补充资本金,因此,银行部门杠杆率也在不断攀升。

同时,互联网金融的潜在系统性风险隐患随着各种平台的倒闭、转型正在逐渐暴露。从2011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开始出现至今,其交易规模迅猛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50%。2016年中国互联网金融交易总规模超过17.8万亿元,占GDP比例达20%,互联网金融用户人数超过5亿。如此庞大的交易规模与用户基数使得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容易将风险引至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风险易感人群,一旦互联网金融出现舆情或风险,将会使民众的金融消费信心崩塌,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做好防范系统性风险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3年要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陈道富: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战役,要做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顶层设计。首先,超越金融系统,在更广、更深层次的系统上把控金融安全。在金融领域,通过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宏观调控部门,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实现各归其位,各负其责,强化协调的风险管控体系。在超越金融的经济、政治领域,明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僵尸企业等国有企业为重点去经济杠杆,要求地方政府端正政绩观,严管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为金融安全构建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金融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安全,发挥党在金融系统、企业等的作用,从党的角度确保金融安全。

其次,区分个别、区域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分别由不同主体采取不同方式加以防范和化解。通过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来实现体制机制转型。重点领域的风险是过去行为和现有体制机制共同作用产生的,但这些风险的存在影响了金融体系的良性循环。有必要通过可控的风险处置重点领域风险,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这是着眼于“立”的“破”,是在有管理释放风险压力的情况下实现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健,实现金融业从野蛮发展到规范发展的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金融安全与系统性风险。守住金融安全,要超脱金融系统,要从经济社会、政治、价值等平衡角度看金融系统的演进和转换,看金融系统的安全、高效和包容性,是从理念、机制层面,在更深次系统实现和谐的过程。二是高杠杆与金融安全。过快上升的高杠杆须高度重视,但更须重视的是其揭示可能隐含的激励约束机制扭曲。从杠杆角度观察金融安全,关键在于重构市场秩序,理顺风险收益信号,凝聚社会共识。

2018年值得关注的是,做好过渡期安排,从“严监管”导向“好监管”,防止出现政策共振。要充分关注流动性风险,稳妥推进去杠杆。要创造条件挖掘我国实体经济的商业信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关键是要让金融体系发现本国的居民和实体经济内在价值,挖掘信任基础。除了监管部门给予市场模式、产品创新必要的空间外,政府在这方面也可有所作为。如搭建各种银企对接平台、整合信息建立共享平台、完善动产和不动产(金融资产)的确权、登记平台,使得双方“看得见”“看得懂”“信得过”“供得起”。

董希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个良性循环”要求是防控金融风险的“牛鼻子”。

首先,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根本,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第一要务。2018年金融业要采取更多措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服务力度,推动实体经济不断趋稳回升。

其次,实现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内容。目前金融业涉及房地产的业务总体平稳,但金融资源过于集中在房地产行业将产生较大风险。在实施房地产调控的同时,要注意防控房价下跌和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在住房信贷方面要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合理的租房和购房需求。

再次,实现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2017年以来,金融业“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2018年金融业要继续采取措施,减少资金空转、层层嵌套和监管套利,减少由此产生的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的金融风险,促进“脱实向虚”的资金进一步归位,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未来,“三个良性循环”将重塑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随着监管部门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强监管”的持续深入,目前违法违规金融活动更多集中在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金融领域。下一步,应抓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活动不放松,弥补在监管协调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短板,从源头把控、过程严管、事后追责等方面采取措施,构建针对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金融的监管闭环,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防范和化解突出风险,维护好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好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李虹含:使用技术创新推动金融风险化解,“互联网+”、云计算、数据挖掘、区块链技术等与金融服务融合,金融科技可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提升我国金融行业整体水平。当前,多数中小企业开始使用代表新兴交易方式的未来版权区块链技术,实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实时全额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去除中间人环节,减少结算中间环节风险,诸如未来版权的区块链技术,可对版权等类似信息进行数字化,做数据留存保全,避免项目欺诈风险,防止信贷风险与金融风险滋生于实体交易环节。

我国经济正处于供给侧改革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商业银行应淘汰过剩产业、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对企业降成本,为新兴产业补短板,对这些行业的贷款实施倾斜政策。商业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生活中重要的金融服务中介,通过支持企业的创新产品发展,加快行业、产品、技术创新,扩大有效供给,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更合理的资金和资本保障,提高金融资源投资的有效性。

从风险把控的角度而言,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协调好业务增长和风险把控之间的平衡是重中之重。风险与收益本身是一对矛盾体,高收益经济行为的背后必然隐藏着相应的高风险。金融业是逐利的,但对商业银行而言,风险把控是一道躲不过的槛。商业银行应坚持业务创新与风险把控并重的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发展与风控的关系,坚守系统性风险底线,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的有效统一。根据国家对于金融产业结构转型调整的安排,逐渐减少“两高一剩企业”“僵尸企业”等在银行信贷业务中的比重,转向扶持新兴产业与企业整合、创新、重组,从而实现银行业务资源由传统低效行业向新兴高效产业转移,完成银行信贷结构的优化调整。

充分发挥穿透式监管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时报:防控金融风险,在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尤其是强化监管统筹协调、实施穿透式监管方面如何有效推进?

陈道富:金融监管是在金融系统内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但监管如何与金融发展协调,是一个实现更高层次金融安全的关键命题。监管套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监管制度的不统一,没有很好地协调监管的统一性和差异性问题。当然,统一应是从现实运作中升起的规则,不是另外一套一刀切的管制措施,这样只是一套外在约束变成另一套外在约束,仍将落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监管和金融实践,不宜陷入猫和老鼠的对抗游戏,是平台、生态、基础与内容之间的共生关系,即是不同层级间的合作,而不是在同一层面的竞争甚至竞合关系。监管部门要学会倾听市场的声音,发现真正的内在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出台着眼于体制机制层面的监管制度,而不仅停留在业务层面的政策和各种管制上。

金融监管只是金融安全在金融领域的组成部分,还有大量超越金融监管、金融领域,超越呈现出来现象背后的理念、体制机制方面的内容。监管需要从“看见”的风险领域转向“看不见”的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监管需要“守黑用白”,从金融业务、现象出发,着眼于体制机制变革。还要从探索未知世界的角度,黑和白之间不是灰色,而是五彩缤纷的世界。监管应允许彩色世界的展开。

董希淼:为了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更充分地发挥穿透式监管的有效性,一方面要加快统一监管标准,尝试建立统一的金融产品信息登记系统,实现资金链全流程的监测统计。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机构分业监管的传统框架,转变监管理念,实施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下,不断建立健全监管制度,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可以预见的是,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攻坚战,金融监管将永远在路上,而以穿透式监管为特征的综合监管将扮演重要角色。只有不断强化监管统筹协调、实施穿透式监管,才能实行“三个良性循环”,重塑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李虹含:监管的政策除了要应对传统金融市场与融资市场,进行规范与风险防控之外,还要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各种互联网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可能会陷入监管政策管不了互联网金融的怪象。所以,必须继续延续2016年的强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监管,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也要加以控制。在化解产能过剩、严控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回归金融服务本质,服务实体经济,加强金融资产分配供给,提高各种经济实体对当前环境的适应性。在改善信贷结构的过程中,把金融资产引导向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中,支持“十三五”与国家政策,承担发挥市场导向作用、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服务实体经济、严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使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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